当我们讨论包括西部电视在内的中国电视的生存与危机时，实际上是在面对一个非常古老的经济学难题：即如何解决为什么“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反而没水吃”这一难题。
　　既然是“满天星”，既然传媒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历史再也不会有了，那么就有一个如何选用有限的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进行合理分配的经济学问题。困扰西部电视发展的最大问题，还不是资金、设备等硬件的支持不力，而是观念陈旧，思想僵化。

时统宇

　　
　
　　21世纪中国西部电视的日子该怎样过下去怎样才能过得好一些？
　　一、西部电视发展的关键是解放思想
　　中国电视发展中最大的资源是什么？电视生产力的解放中，最应解放的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最大的资源是政策资源，最应解放的是电视人。如果说，二十年前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划破中国苍穹的思想闪电，那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二十年来中国大地发生巨大变化、充满发展活力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并且，解放思想永远不存在终极的性质，永远不存在终极真理。
　　湖南的“电广实业”号称是我国第一只上市的媒体股。而它的始创者却称：“办上市公司是我这一辈子最苦的事。”传媒在进军资本市场时，遇到的最大问题首先是政策障碍。广告经营、信息传输、影视节目的制作与销售可以从新闻宣传中剥离出来，并开发影视展览等相关产业，形成一个集团，剥离的是这些，上市的是这些。而导向权、舆论权则是“金不换”的东西，不能上市也不敢上市。这里的关键是剥离和剥离的勇气、智慧和技巧。坦率地说，西部电视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勇气、智慧和技巧。
　　政策资源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政策要求的，二是政策允许的，三是政策默认的。学问最大的就在于第三个层面。这是因为有许多问题，有许多资源，就连政策的制定者、决策者、管理者在认识和把握上也未必就一步到位了，他们也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成果。这里，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有一个生动的说法：“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坚决地试”是邓小平同志的勇气和智慧的集中体现，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遗产。具体到中国电视的发展，在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是“坚决地试”，在资本市场上创立媒体概念是“坚决地试”，组建电视集团也是“坚决地试”。在政策层面上，无论是“电广实业”上市前后，都不会有电视台应该在资本市场上运作一番的政策要求。然而当你真的开始了媒介向资本市场的挺进，也没有来自出于死守传统的电视性质、任务、功能的一票否决。所谓用足政策，实际上就是探索怎样合理地配置资源，而这种资源也包括政治资源和政策资源。
　　困扰西部电视发展的最大问题，还不是资金、设备等硬件的支持不力，而是观念陈旧，思想僵化。我们应当反思一下：安于现状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是不是积重难返？只要明天有饭吃就不去想多干点什么的小农意识是不是还根深蒂固？只要天天有酒喝就觉得活得潇洒自在的地方官员心态在西部电视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中有没有市场？等等。解放思想是解放人的思想，尤其是解放各级领导人思想。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决不仅仅是经济差距，而是包括知识差距、信息差距、教育差距、技术差距和体制差距在内的综合指标。因此，西部电视如果要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首先必须在政策、法规、发展规划与实施思路、领导人的思维与观念等方面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坦率地说，西部电视最缺乏的正是像湖南广电魏文彬这样的思想解放，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电视行业的领导人。
　　二、西部电视担负着提升中国电视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品味的重任
　　今年，中国电视在抢夺和瓜分“蛋糕”时的疯狂、贪婪、失去理智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8家电视台同时播《天龙八部》、15家电视台同时播《绍兴师爷》这一“电视奇迹”。如果说这是中国电视的一次大面积堕落言之过重的话，那么，收视率、广告收入等等经济因素对电视的精品标准、艺术质量等等的冲击和排斥，总令人倒吸一口冷气。由此我们想到，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西部大开发中如何在警惕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时，怎样防止人文生态环境陷入悲哀的境遇。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电视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当我们讨论包括西部电视在内的中国电视的生存与危机时，实际上是在面对一个非常古老的经济学难题：即如何解决为什么“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反而没水吃”这一难题。当世界只有一个人生存的时候，可以不需要经济学，但当人发展成一个群体——人类社会的时候，经济学及其制定的经济政策便不可或缺。我们知道，相对于人的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言，生产物质资料的经济资源总是显得不够，既然是多频道，既然是“满天星”，既然传媒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历史再也不会有了，那么就有一个如何选用有限的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进行合理分配的经济学问题。我们对中国电视的生态环境中的“散”、“乱”等问题，在一个短时间内不可能得以解决，包括我们的研讨在内，人们的努力确实还停留在中国特色的水平，即当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时，如何使他们吃得有积极性；而当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时，如何使他们不偷奸耍滑。
　　在现代经济学上有一个十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按照这一状态，如果经济运行已达到最高效率时，一部分人要进一步改善处境，就必须以另一些人的处境恶化为代价。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优胜劣汰的法则。然而，这一法则的常常失灵也正是经济学上的一大难题。在这里，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经济学上的那个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在金属货币流通中，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必被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排挤掉。布热津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格雷欣法则'不仅适用于优质和劣质货币，而且还适用于一味依赖广告和对观众有吸引力节目的安排。可悲的事实是，推销淫秽文化的电视制作商实际上对那些不这么干的电视制作者占有竞争优势。”(《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在电视传播领域中，“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结果就是：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只要现存的电视传播体制不能使手持劣币者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么，乱播滥放的电视台便会有恃无恐，主流电视传媒的优势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对那种乱播滥放的非主流电视传媒的纵容，结果只能加速这样的恶性循环：文化素质不高的观众在电视乱播滥放的误导下对粗制滥造的作品趋之若鹜，使本来就很浅薄的文化积累更加低下，于是，就越发对电视精品失去兴趣。久而久之，这种电视传播的社会代价只能是全民族文化素质遭到严重伤害。
　　所以，电视的产业化、集团化问题，生存与危机问题，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实际上都是如何估计蛋糕有多大和用什么方法得到蛋糕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更多是在意识形态和体制的范围内开药方，我们忽略的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游戏规则。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中国电视的百年大计来看，这种“道”不能是旁门左道、歪门邪道，而只能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耐久力的人间正道。
　　以电视的“湖南现象”为例，正如一位老教授断言，闹哄哄的游戏类节目在中国电视史上没有地位。我以为，湖南卫视对中国电视的正面影响仅仅在产业经营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电视文化进步的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是以牺牲电视的文化品位为代价去换来自己的发展空间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探索成本。《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等节目的文化含量人们自有公论，指望这类游戏类的节目去体现电视的人文关怀起码是勉为其难。一想到电视毕竟要有美学属性和诗性品格，要有底层感和平民情结，再看看又喊又叫的游戏类节目，看看灯红酒绿的奢华和哼哼叽叽的爱情，我只好难过地背过脸去。
　　我以为，以游戏类等电视节目为生财之道的电视媒介，不具有自我净化和自我批判的功能，这类电视媒介，在将把人类关怀引入电视传播中有致命的先天性不足。
　　这里，有一个关乎中国电视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这就是怎样看待中国电视的现代化问题。
　　中东一些石油输出国家人均收入排行世界前列，但没有人把它们列入发达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物质生活已极大丰富了，但没有人认为这些国家已经完成现代化了。很明显，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标志不能仅仅有“故宫、长城”,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经史子集”，有可供后人授业、传道、解惑的书面文本。一句话，对中国电视现代化的判定，必须有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尺度。我们在探讨中国电视发展中的原始积累问题时，不能忘记电视传播中的社会公正问题，必须对匡正被扭曲了的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位置的媒介和栏目予以应有的敬重，必须有必要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中国电视不仅需要强大的科学理性精神，而且必须要有充满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衡量中国电视的现代化包含了经济和人文两种尺度，这两种尺度反映了电视事业发展的多重合理性的冲突。经济尺度就是效率尺度，反映了电视事业追求物质资料的积累，推动电视生产力发展的目标的合理性。不可否认，经济尺度包含了纯功利的目的。人文尺度来源于现代民主进程中以人和人的发展为尺度的价值观，人文尺度超越于眼前的功利，从本源层次上肯定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应当看到，我们对中国电视发展中经济尺度的认识远没有达到科学理性的认识，许多无序状况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电视的现代化必须重视经济尺度，围绕事业办实业，办好实业促事业，不断增强电视事业的综合实力。同时，又决不能离开人文尺度，必须把实现电视传播的全面进步，作为发展的真正内涵和终极目标。因此，中国电视要在传播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等方面体现出自身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底蕴。工业化的电视节目生产决不能以牺牲电视的美学属性为代价，任何商业化的包装也不应该使电视传播失去应有的人文关怀和诗性品格。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电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守的原则之一。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也只有一个屏幕。只要这个屏幕上充满了粉饰、做作、莺歌燕舞和纸醉金迷，只要这个屏幕上只剩下了技术的展示和炫耀，只要这个屏幕上“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被淡化和冷落，那么，这个屏幕的任何繁荣都是虚假的。
　　因此，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标志必须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惟有如此，才能锁定老百姓的视线和遥控器。
　　西部电视要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一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上，讲出水平，讲出档次，讲出时代感和历史感。我以为，西部电视的崛起，可否考虑把电视剧作为突破口。这是西部电视的一种文化积累，也是西部电视的一种投资环境。目前，中国电视的地方特色最鲜明的是京派、海派、粤派这三派电视剧的三足鼎立。岭南文化借助电视剧在90年代的新北伐，堪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那么，21世纪能不能也有西部电视剧的崛起呢？我认为具有可行性。
　　西部电视同整个中国电视一样，毕竟没有那么多历史重负和历史遗留问题，这更有利于突破和创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西部电视用自己的雄浑、苍凉、厚重一扫电视屏幕上过多的奢靡、阴柔、脂粉，是西部电视在21世纪对中国电视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贡献，是中国电视的理所当然的新的生长点。
　　三、能否组建中国西部电视集团
　　西部电视的发展需要大手笔， 这是由西部的经济发展需要大手笔所决定的。
　　随着中美入世谈判的成功，我国加入WTO 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面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外国产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成本低竞争力的产品将会丧失市场，企业也会面临灭顶之灾。一句话，西部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在大洋彼岸，没有一个强大的西部，就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的美国。同样，在地球的东方，没有强大的西部，也不可能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强大的中国。有人说过：“只要有贫穷落后的西部存在，中国就永远只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理，只要有中国东西部电视发展的巨大反差存在，中国也永远不能成为世界上的电视强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关心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如何在西部建立起一个更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电视发展的制度与政策的框架。
　　西部人口达三亿，土地面积占国土一半以上，西部是个大概念，西部的政治经济也是不平衡的。因此，大到西部开发，中到西部的信息产业，小到西部电视，都不可能一、二、三齐步走。
　　从国际环境看，全球广播电视垄断集团的形成以及对全球的文化渗透，构成了对我国广播电视的严峻挑战。到目前为止，美国三大广播公司都已被兼并，兼并后，由于财力大为增强，在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层次上重组为世界信息文化产品的超大型生产、传播企业。默多克新闻集团经营的“全球电视帝国”的覆盖范围已经达到全球面积的三分之一和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虽然境外的广播电视目前还没有对我国形成重要影响，但众所周知，这种压力越来越大。一旦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的《基本电信协议》要求开放国内电信(广义)市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渗透侵蚀就会堂而皇之地进行。但从我国现行的广播电视业情况看，一旦境外电子媒体大规模进入，不仅缺乏抵御渗透的能力，一些小的广播电视台连生存的能力可能都成问题，更谈不上进入世界舞台驰骋。中国的广播电视在下个世纪初将面临它诞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田玉红文，《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1期，第13页，)入世后，我国的民族工业保护政策毕竟是有时间限制的，市场经济的规律终究是无情的。从体制上来说，中国的“四级办电视”与电视发展的产业化、集团化趋势是格格不入的。在未来的岁月里，一些生存能力较差的地、县两级电视台将会自生自灭，尤其是在不发达地区。换句话说，中国电视体制上的制度变迁已不可避免。
　　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一种比较理性的制度变迁之所以发生，归根到底是因为推动变迁有利可图。制度的变迁，是因为推动制度变迁可以给推动者带来好处，并且带来的好处在抵补了相应的成本之后还有余。可见，决定制度变迁的是“利”。当一种制度已无利可图时，这种制度的变迁是必然的。
　　所以，21世纪中国电视传播体制和运作方式的重大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电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假如政府像企业那样可以破产的话，西部地区的政府早就被兼并了。同样道理，如果完全按市场经济机制运作，可能西部的某家电视台已经被发达地区的某家电视台兼并了或控股了。当然，我们毕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媒体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探索，相对于其他部门肯定要慢一些，传媒在一定程度上比国有企业还国有企业。但是，行政体制毕竟是经济关系的产物，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电视生产力的发展迫切要求改革不适应其自身发展的种种束缚。
　　与地方电视台(尤其是地、县级电视台)的同志交谈，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去向——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其实，从目前报纸“减肥”的措施来看，主管部门基本上是按市场规律来治理报纸的“乱”和“散”的问题的，比如取消行政指令征订，发行量少于三万份以下的报社停业，等等。“四级办电视”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历史遗产，而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却不能仅仅依靠计划经济的行政命令。我们相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计划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个过程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西部电视如果是单兵作战，很难拼过别人。走跨省区联合的道路，既有必要，也有必需。事实上，像西安、成都等地区，高科技的人才和技术含量都不低，有的还处于全国的前列(比如长虹就在四川)。从发展的角度看，电视、电信、电脑业的“三网合一”，是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我国至今还没有出现这种“大哥大”股份制公司的迹象。西部能响起这声春雷吗？我们盼望西部电视能有这样的大手笔。
　　从相当的程度上看，西部媒体的政策环境、投资环境、生存环境不见得比发达地区差，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比发达地区好。像《成都商报》控股“四川电器”,“友好集团”出资2000万元与乌鲁木齐有线电视台联合成立乌鲁木齐有线广播电视有限责任公司，等等，这种被戏称为“传媒与资本市场眉来眼去”的事情，都出现在西部。事实上，西部报纸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电视的前面，《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华商报》等报纸的异军突起和它们在新闻界的影响就是明证。
　　再往大里说，资本永远具有流动和增殖的本性，只要有利可图，资本便会冲锋陷阵。组建西部电视集团正逢上极好的历史机遇 ，西部电视在已经到来的西部大开发中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至于这一点，一位美国学者在《中国西部四十年》一书中指出：在中国西部极偏僻的各个地区，在有人烟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电视天线和遍及各地的电视差转台。在80年代，中国西部和全国各地一样，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通讯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电视革命。它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西部绝大部分地区与世隔绝的传统状态，它同样也帮助促成了引人注目的信息大爆炸。尽管很难预测电视革命在中国的深远影响，电视将拓宽普通中国人的知识面，提高他们的经济期望值与生活需求，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把他们与中国内地及世界连接在一起，从而继续促进西部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
　　传媒兴盛则文化兴盛，这是以往的理解；传媒兴盛则经济昌盛，这是新的理解。如果包括西部电视在内的整个西部传媒能够成为西部大开发中的经济亮点，这对中国电视事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