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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松芳
曾经读过费孝通与李亦园两位先生的对谈文章《与尔同销万古愁》，我被深深感动，并带着激情一气拜读了费先生不少著作，也找来李先生不少文章。那一代人啊！读通了古今与中外，真是通人了！但他们何以发出“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浩叹呢？在他们看来，学术上不管做到如何高深的层次，如果不能经世济民，或者没有看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生民的康健，他们就永远会留有遗憾在。在讲究“规范”，为学术而学术的今日，他们的这种关切世运的情操，何其难能可贵。而最近读了应星博士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以后，被费先生他们那种浩叹所激起的不平心绪得到了些安抚——费式学术后继有人。
本书是应星先生的博士论文，苏国勋教授和孙立平教授的评价是：“作者以讲故事的方式把大河电站移民集体上访所引发的冲突事件纳入农村社区生活世界的权力关系中去分析，通过对起伏跌宕的移民上访——政府摆平这种官民正面遭遇的详尽描述，揭示出双方所共享的政治文化及其运作机制。发人深省的是，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农民对公平的传统诉求在使社会利益平衡得以暂且维系的同时，也使权力机制的合法性得到了再生产。”“这本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对一次极富中国特色的集体行动的独特逻辑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的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深入而透彻分析，更在于作者再现和分析这个‘社会事实’的方式。作者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流动着的社会事实’，一种‘实践着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正是在这里面，人们发现了那些社会之谜的谜底。”这是确论。但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我曾经从事过基层行政工作，现在的工作也接触底层民众的上访事宜，大体知道上访（尤其是农民上访）是怎么回事儿，因此感觉应星先生写得真是生动得很，真切得很。博士论文的这种写法也让人觉得新奇。其实何尝不应该这样写呢——真实的描述与深刻的揭示，总是应该的。中国社会学或者人类学早期的几本奠基性著作，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林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就是这种典范。
书中最引起我思索的是中国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问题。在今年的春节晚会上，有一则相声说如今的乡村干部是天天做新郎、夜夜进洞房、家家都是丈母娘。这种工作和生活作风，据我的经验是信其有的。看看报纸杂志上披露的一些村干部不仅可以鱼肉乡里，淫人妻女，甚至可以对抗低级“官府”的恶行，更是无法不相信了。而再对照改革开放初期村组干部无人当的情形，使人深为疑惑：是什么恶性膨胀了他们畸形的权力？就拿旧式的乡村“干部”——保、甲、族长以及乡绅等来说，你读遍正史野史，只会读得到他们利用一些封建礼教把人逼上绝路或为己谋利的故事，鲜见得着他们为一己之私利有露骨的无耻之行。思前比后，到底我们的社会怎么了？安东尼·吉登斯在其名著《民族—国家与暴力》中说，在一个大的民族国家里面，行政权力绝对不可以控制到最底层去，底层必须赋予其某种形式的自治权，否则必然导致权力流失和异化、畸形。这是否不幸言中了中国今日之情形？
在“三农”问题作为国务院头号关注的问题的今日，上述这些“伟大”的命题有谁肯承接？纵有也不会多吧。申说至此，不由浩叹。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应星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定价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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